编者荐语：
人们常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人类认识一个事物常借助于与其他事物比较来实现。因为只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鉴别，才有认识。在实际生活与工作中，比较是认识事物本质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比较研究法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比较研究的最初运用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所著的《雅典政制》，该书对158个城邦政制宪法进行了比较。正确地掌握比较方法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知这个世界，而理清比较方法的在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能帮助能对这个方法有更结构化的认识，继而在学术实践中更好地应用。
比较虽普遍但有用——比较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发展综述
摘要：
本文概述了自1970年以来学术研究中比较方法的发展和应用。该研究基于我们为审查社会政策、政治科学和社会学领域的主流期刊中提取的12,483篇文章构建的原始数据库。研究发现比较方法在1990年代变得主流，这是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发表之后的事情，《欧洲社会政策》（JESP）在所有期刊中最具比较性的。2020年，JESP发表的文章中有66%是比较性的。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比较方法在社会政策领域比在社会学和政治科学领域更受欢迎。我们看到在比较研究中形式化技术的使用增加（案例研究和比较历史分析、SEM/因子技术、聚类分析、QCA等），混合方法相对于描述性分析有所增加，尤其是在社会学领域。回归分析占主导地位，然而，被引用最多的比较性文章基于案例研究和描述性统计。总体而言，我们认为比较方法实质上是一种思考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组零散技术的应用。
作者简介：
Emanuele Ferragina，巴黎政治学院社会学系
Christopher Deeming，思克莱德大学社会政策系
文献来源：Ferragina, E., & Deeming, C. (2022). Comparative mainstreaming? mapping the uses of the comparative method in social policy,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since the 1970s.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33(1), 132–147.
本文第一作者 Emanuele Ferragina
一、前言
随着社会科学中诸如性别研究这类的一些主题变得越来越主流，重要的方法论发展也在发生。这不仅仅指的是源自使用新技术的创新，还包括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19世纪经典（例如托克维尔和韦伯）以及比较方法的形式化的启发。正如乔凡尼·萨托里（Giovanni Sartori）在50多年前敏锐观察到的：
“从一个非常关键的意义上来看，如果没有理性；没有关于思考方式的思考，就没有方法论。方法论和技术应该能够被明确地划分，后者不能代替前者。一个人可能是一位出色的研究员和数据工作者，但仍然可能是一位没有想法的思想家。”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乔凡尼·萨托里（Giovanni Sartori）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调查社会政策、社会学和政治科学主要期刊中的方法论的应用时，似乎比较方法的形式化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以更好地理解社会和制度变革。在1990年代，社会政策领域的比较转向比社会学和政治科学领域更为激进。《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和《欧洲社会政策》（JESP）的出现深刻地促成了这一变化。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三个研究问题：
（1）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较研究的应用是否增长，并且是否存在特定的学科趋势？比较方法真的在1990年代变得主流吗？
（2）学者们今天是否以更加形式化的方式使用方法，是否有可辨别的学科趋势？过去50年来技术和方法方面的主要趋势是什么？
（3）最被引用的比较研究文章的方法论和实质特征是什么？
二、比较期刊数据库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本研究创建了一个原始数据库 ：比较期刊数据库。通过这个数据库我们可以在过去五十年里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审视社会政策、社会学和政治科学领域的主要期刊中发表的比较方法的使用和发展。
研究数据包含1970年至2015年期间出现在十种主要社会科学期刊中的12,483篇文章，其中还包括2016年至2020年JESP的更新：
-对于社会政策，数据库中包括JESP和SP，即社会政策杂志（JSP）以及社会政策与管理（SPA）。
-对于社会学，数据库中包括美国社会学杂志（AJS），美国社会学评论（ASR）和欧洲社会学评论（ESR）。
-对于政治科学，数据库中包括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比较政治研究（CPS）和世界政治（WP）。
数据库中的每篇文章都经过手工排序、审查和交叉核对，以识别和区分比较文章和非比较性贡献。尽管科学探究本质上是比较性的，Ragin（2014）指出，虽然所有研究方法在广义上都是具有比较性的，但在社会科学中，比较性探究的概念主要用于指涉涉及使用大规模宏观社会分析单元的研究。
这种比较研究的定义并不被普遍接受。其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边界来界定比较性探究的领域。一方面，更倾向于使用定量和多变量技术的学者简单地通过考虑包括来自不同社会的比较数据的研究或基于多层次分析的工作来定义比较方法。
另一方面，更熟悉定性分析的学者往往区分基于案例和基于变量的比较方法（这一思想溯源至社会学和政治科学的创始人，即托克维尔、德尔康和韦伯）。这些观点可能过于限制性，因此，我们遵循Ragin的观点，基于其目标定义比较方法——试图理解因果复杂性以及宏观和微观分析单元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具体的方法论取向。宏观社会单元的分析是一种属于元理论范畴内的方法，基本上将比较社会科学家与其他学科的科学家区分开来，因为他们在解释性地描述宏观社会单元。事实上，该领域中绝大多数学者（包括本文的作者）通常不定义宏观社会单元的性质和角色，而是将它们隐含地用作观察和/或解释的分析维度。
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发现研究样本中有14.7%（n=1,834）的研究文章具有比较性质，其余的（85.3%）被分类为非比较性或理论性的（n=10,649）。从比较性文章中提取了相关细节和基本文献信息，包括DOI、出版年份、作者、期刊和学科，我们对方法进行了七类编码：（1）仅有描述统计（即，除了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外，未使用其他形式化方法），（2）案例研究和比较历史分析（CHA），（3）定性比较分析（QCA）/模糊集，（4）回归技术，（5）结构方程建模（SEM）和因子分析，（6）聚类分析，以及（7）其他技术。‘其他技术’类别包括很少使用的方法，如对角参考模型、序列分析、尺度构建、主题分析、倾向得分匹配（PSM）、最佳匹配、信度检验（Krippendorff's alpha）等。
三、量化比较方法发展的趋势
比较方法文章数量的增长
在20世纪70年代，使用比较方法的学术文章数量相对较低，然后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增加。社会政策领域的增长比社会学和政治科学更为显著（如图1所示）。到了2015年，在领先的社会政策期刊中，比较性文章占所有文章的超过三分之一，而在其他两个学科中，只有大约五分之一的文章是比较性的。此外，在同一学科的不同期刊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图1：按科目分类的使用比较方法文章占该科目文章比
在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期间，社会学、政治科学和社会政策领域发表的所有文章中，不到10%是比较性的。在这个早期时期，社会学和政治科学与社会政策之间已经存在一些差异。在社会学和政治科学中，趋势相对平稳，而在社会政策领域存在相当大的变化。社会政策领域中，1971年观察到的峰值可归因于《社会政策与管理》（SPA）的一期专题，该专题侧重于英格兰的次国家分析单元（即郡县和地区）。
1990年是一个分水岭，即标志着比较研究历史性变革的时间点。在1970年至1990年期间发表的社会政策文章中，仅有11%是比较性研究，而在之后的时期则增至26%。我们将这一发展称为“埃斯平-安德森效应”（Esping-Andersen effect），表明《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有助于改变社会政策领域的比较研究。虽然我们谈论一个“效应”，但我们承认埃斯平-安德森（1990年）的工作更多地代表了当时的时代精神，而不仅仅是确定了一个效应；这也体现在格雷厄姆·鲁姆（Graham Room）决定创办《比较社会学期刊》（JESP）上，该期刊的第一期于1991年出版。这种比较方法的增加在社会学中也可观察到，尽管不如在社会政策领域明显（1990年前为7%，之后为14%），在政治科学中也有所增长（从9%增至16%）（图2）。
图2：1990年之前与之后按科目分类的使用比较方法文章占比的比较
对学科内趋势的考察显示出期刊之间有趣的变化。在社会政策领域，我们看到所有四个期刊中比较性文章数量显著增加，但JESP是其中最比较性的（图3）。在2015年，该期刊发表的文章中有一半是比较性的。其次是SP和SPA，比较性文章占比约为三分之一。最后是JSP，仅有约20%的文章是比较性的。虽然我们的数据库允许我们分析截至2015年的趋势，但我们将JESP的覆盖范围延伸到2020年（因为它在我们的样本中显著是最多比较性方法的期刊）。我们发现比较性方法的使用趋势持续稳定增长（图4）。在2020年，JESP发表的所有文章中有三分之二（66%）使用了比较性研究方法。
图3：使用比较方法的文章数量在主流学术期刊中的发展趋势
图4：使用比较方法的文章数量在JESP期刊中的发展趋势
对于一些期刊，1990年后的增长是显著的，例如WP、SPA和JSP（图5）。WP的比较性研究产出翻了三倍，1990年前为7%，之后为21%。SPA和JSP的情况类似，分别从13%增至21%和从9%增至15%。然而，与大多数其他期刊以及总体平均水平的18%相比，15%的比较份额仍然相对较低（图5）。
图5：使用比较方法的文章数量在1990后显著增长的期刊概况
对于其他期刊，比较性产出的增长较小，有时甚至只是微不足道的。这在社会学和政治科学的美国旗舰期刊（ASR和APSR）中尤为明显。与欧洲期刊相比，这些期刊中的比较性产出数量和增长幅度较低，似乎表明对比较研究的兴趣较小。AJS在这一模式中构成了一个部分例外，尽管自1990年以来只有11%的文章是比较性的，但这一比例几乎翻了一番，相比于1990年前的时期。CPS在两个时期内基本持续不变，研究文章的比较份额从23%增至25%。换句话说，在这里，前文提到的“埃斯平-安德森效应”不太明显。
对于像JESP、SP和ESR这样的较新期刊，不可能进行1990年前后的比较。总体而言，这些期刊正在引领比较研究的发展，并且可以合理地认为这些期刊的建立本身就构成了在社会政策和社会学中推广比较方法的一种努力（图5）。从数据中清晰地看出，领先期刊中的比较研究努力在所有学科中都有所增加，而这种增加在社会政策领域尤为显著，尤其是在JESP的论文中。
比较方法使用方式的变化
对形式化比较方法（Formal Comparative Methods）的急剧增加形成鲜明对比，与描述性分析（Descriptive Analysis）的增长相对稳定但较低。自1990年后，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形式化方法的使用有所增加。例如，在1990年，发表了八篇比较性描述性文章和13篇采用形式化比较方法的文章。到了2015年，有67篇文章采用了形式化比较方法，而只有23篇是使用描述性比较方法的（图6）。
图6：使用形式化比较方法和描述性比较方法文章数量的发展趋势
总体而言，65%的已发表的比较性文章报告使用了形式化比较方法。与政治科学（57%）和社会政策（56%）相比，社会学更倾向于使用形式化比较方法（占比总比例的86%）（图7）。
图7：使用形式化比较方法文章数量占比
图8：各类形式比较方法文章数量的发展趋势
在图8中，我们看到回归技术在比较研究文献中的主导地位，学者们利用越来越多的比较性数据集，如比较福利国家数据集（CWD）和比较福利权益数据集（CWED/CWED2），以及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各种数据集。图8中的回归趋势线呈陡峭的斜率，从1990年代初开始急剧上升。
大多数比较学者采用一种分析方法，但我们注意到在21世纪初逐渐增加了对多方法设计的偏好。总体而言，有635个仅采用描述性方法的比较研究，有929个仅基于一种方法的比较研究，而有270个采用多方法设计的比较研究（图9）。
图9：多种比较方法或混合方法文章数量的发展趋势
四、对爆款比较方法文章的质性分析
在我们对比研究趋势进行的定性分析中，我们确定了数据库中被引用最多的比较性文章，并将它们标记为“爆款”。表格1显示了总体排名前20位的最爆款作品，表格2显示社会政策期刊中被引用最多的爆款文章。
在这20个最爆款文章中（表1），我们发现了每十年中的文章，最早的作品在1970年代初，最近的作品在2000年代初。在1970年代有五篇文章，80年代有三篇，90年代有八篇，2000年代有四篇。在最热门作品中，20世纪90年代的最为突出，这与我们的定量审查结果一致，而《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和像JESP、SP和ESR这样以比较为目标的期刊的建立构成了比较分析的一个分水岭。此外，五篇最被引用的文章中有三篇与《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直接相关。这些作品使用埃斯平-安德森的作为理论框架来讨论福利国家的削减和案例选择，在福利体制分类中包括地中海国家，以及从女性主义视角批评其以男性养家糊口为导向（表1）。埃斯平-安德森的影响在社会政策领域的被引用最多的爆款文章中是显而易见的，如表2所示——在排名前20的爆款文章中，有17篇与他有关福利体制的工作直接相关，同时也在政治科学和社会学期刊中。
表1：Top20爆款文章，即被引用数最高的20篇比较方法文章列表
排名前四的文章均发表在专门面向比较分析的期刊上，即WP、CPS和JESP。在排名前20的文章中，比较文章占比较高的期刊还包括SP和ESR，在这20篇文章中有两篇来自这两个期刊。其余的发表在比较文章占比较低的综合性期刊上，如APSR、AJS、ASR和JSP（表2）。
表2：社会政策领域Top20爆款文章，即被引用数最高的20篇比较方法文章列表
跨学科来看，JESP在社会政策排名中占主导地位，有14篇文章，其次是SP，有五篇。JSP和SPA的代表性较低（表2）。在政治科学中，APSR发表了20篇最被引用的比较文章中的12篇，其次是WP有七篇，CPS有一篇（表2）。在社会学中，AJS领先，有11篇，其次是ASR有六篇，ESR有三篇（表3）。
在学科间进行比较，JESP在社会政策排名中占主导地位，有14篇文章，其次是SP有五篇。JSP和SPA的代表性较低（表2）。在政治科学中，APSR发表了20篇最被引用的比较文章中的12篇，其次是WP有七篇，CPS有一篇（表2）。在社会学中，AJS领先，有11篇，其次是ASR有六篇，ESR有三篇（表3）。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在前五篇最为热门的文章中，我们发现有三篇采用案例研究作为分析方法，一篇基于描述性统计，一篇使用回归分析。在最热门的20篇文章中，有11篇基于回归分析，四篇使用简单的描述性统计而没有采用形式化的方法；四篇基于案例研究，一篇使用单词评分技术（表1）。这意味着最被引用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统的方法和技术，特别是案例研究方法在古典比较经验研究中显得至关重要。这清晰地反映了比较方法的起源，基于19世纪的经典著作，基于非形式化的案例研究。
在学科层面上，在社会政策领域，基于描述性统计的研究占主导地位（n=10），其次是案例研究（n=4），以及基于回归技术的文章（n=4）。这证实了以前强调的一种普遍趋势：在社会政策期刊中发表的比较文章中，使用描述性统计而不是形式化方法的倾向较强，与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相比（图8）。我们认为这反映了比较制度分析的大量普及，以及一种更归纳的比较方式，相较于政治科学和社会学期刊（表2）。在政治科学和社会学期刊中，基于回归技术的研究占主导地位（分别为20篇中的13篇和10篇）。政治科学和社会学最受欢迎的文章之间的差异在于，在社会学中，前20篇最为热门的文章中，有一些稍微更多样的方法，例如QCA和随机实验。这反映了社会学中较大的异质性，其中更多关于不同次国家单位的比较研究也被发表（表4）。有趣的是，最热门文章所采用的方法在学科内部和期刊之间也有一些异质性。例如，在政治科学期刊中，像APSR这样的综合性期刊中回归技术占主导地位，而在WP中只有案例研究。
总的来说，我们发现了我们定量绘制的方法的很好的代表性：案例研究、QCA、回归技术、因子技术、简单的描述性统计使用，以及比较领域中其他不太常见的方法，如单词评分技术、块建模技术和对实验设计越来越感兴趣。
在最热门的文章中，没有一篇是仅基于SEM（结构方程模型），因子技术或聚类分析的。然而，在混合方法研究设计中我们发现了这些技术（主要与回归技术结合使用）。因此，混合方法被用于提供更准确、多维度的方法，旨在建立准确的描述、关联和因果关系。在我们的定性样本中，回归和不同的SEM和因子技术的组合被用于探讨复杂的主题，例如不同福利制度结构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政治信任的决定因素，社会福利支出的决定因素，以及美国大都市地区居住隔离趋势。
尽管在比较方法的使用中越来越复杂和正规化，但在比较领域中许多重要作品仅使用描述性统计。然而，在最热门的文章中，基于描述性统计的研究文章的比例随时间减少。
最后，在我们最热门的文章中，有一小部分使用较不常见的技术。例如，单词评分技术（Word Scoring）已被用于从英国、爱尔兰和德国的政治文本分析中提取政策立场，将言论作为单词形式的数据。黑箱模型技术（Black Modelling）已与回归技术结合使用，以探索世界体系理论在跨国和城市层面。此外，实验设计已被用于生成新的见解，例如国家文化背景与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
五、结论
比较研究在各个学科中迅速增长。这一上升趋势在社会政策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体现在新的比较期刊——JESP和SP的建立以及老牌期刊SPA和JSP发表的比较研究不断增加。这种不断增长的比较趋势在社会学和政治科学领域也同样明显。有趣的是，AJS、APSR和ASR（美国的旗舰期刊）与研究样本中的欧洲期刊相比，比较研究的产出明显较少，并且这在时间上似乎没有太大变化。在我们的样本中，JESP是最具比较性的期刊，2020年这个期刊中发表的文章中有三分之二（66%）使用的是比较方法。
1990年似乎是比较研究的一个转折点，尤其在社会政策领域最为明显。我们大胆地称之为‘埃斯平-安德森效应’，暗示《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象征着该学科的重要转变。对福利制度的争论推动了比较研究的发展。我们对最被引用的文章进行的定性分析还显示了埃斯平-安德森工作的影响，这些工作以不同的观点被引用和争论。当然，‘三个世界’的影响在社会政策领域更为强烈，其中在最被引用的20篇文章中，有17篇直接参考了埃斯平-安德森的工作。
我们发现，比较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采用形式化的比较方法和技术，而不仅仅依赖于早期几十年间普遍存在的描述性分析。对于比较研究中的严谨性和形式化的追求可能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社会科学的规范在过去半个世纪发生了显著变化——比较转向使得学科的格局变得面目全非。
比较转向与方法使用的形式化增加相关，这在社会学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方法学工具箱变得更加有条理，体现在回归技术、案例研究和CHA、SEM和因子技术、QCA和模糊集以及聚类技术应用的逐年增加，以及采用混合和多方法研究设计的作品数量的增加。回归技术占主导地位。然而，在我们研究的样本中，最被引用的五篇文章中，有三篇采用了案例研究设计。因此，尽管回归分析的使用增加，越来越多的研究趋向大样本研究，但经典的比较和小样本案例研究仍然在当今研究中具有强大和持久的影响。
这些考虑当然存在于萨托里原始论点中（也是本文的出发点），也对应了本文的实证发现。现在采用的方法和技术的增加复杂性有助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和严谨性。比较转向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和新的研究方向，例如，比较研究设计中采用的国家层面宏观单元的数量和种类的增加证明了这一点。比较方法的日益重要和形式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19世纪经典的启发——在我们的审查中明显可见。然而，比较转向并不仅仅与先进技术和计算能力的增加相关，而更与对超越对单一案例研究分析的方式进行看待、审查和调查世界的认识的增长相关。尽管存在显著的学科差异，比较方法的使用已经成为主流。
编译 | 汪浩东
审核 | 何升宇
终审 | M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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